翻开读者来信的卷宗，如烟往事，历历在目。
自从一九八八年发表《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这些年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数百封。如有时间，随便找出几封，读的时候，总感觉鼻酸，控制自己的泪花不要落下来。
这些读者，互不相识，讲述都是自己亲历的故事。我在想，或许有机会，应该将之整理出来，字里行间留存的就是他们的个人记忆。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时隔三十年间，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辛同仙先生，先后写来两封信。
重新找出，读了又读，辛酸而悲凉，一个人的一生，竟然因为听过胡风演讲、通过信而陷于逆境。读后面这封信，才知道他是如何大难不死，又如何坚韧地挺了过来。
辛同仙为何先后写来两封信，且听我慢慢叙述如下。
初见梅志
八十年代与贾先生夫妇合影
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期间，结识了贾植芳先生与师母任敏。一九八一年，贾先生和友人们，终于与胡风、梅志在上海重逢了。
一九八一年，上海友人前往龙华精神病院看望胡风。左起：方佩萱、任敏、耿庸、胡风、贾植芳、王戎、张晓风、顾征南、贾英
因为多年牢狱生活，胡风身患精神分裂症，获平反后，他先到北京治疗，这一年再被安排到上海龙华精神病院进行康复治疗，并由夫人梅志和女儿晓风陪同。
来到上海，胡风需要静养，暂不能会客，上海的朋友们遂与梅志先行重逢。时间：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地点：顾征南先生家中。
那天，我陪同贾先生先去参观美国图书展览，再前往位于中山公园对面的顾家。阔别二十五年，劫后重逢，对于他们，这都是一个难忘时刻。
如日记所述，我在顾先生家又见到了曾卓。不过，我想不起来，那天我为何要先行离去，没有留下来等梅志先生到来，结果错过了见证一个重要瞬间。不过，在上海，我还是有机会见到梅志。
一天，贾先生告诉我，梅志来他家里吃午饭，他要我也去参加。
四十年代末胡风梅志夫妇与孩子们在一起
走进客厅，我见到了梅志和女儿晓风。我吃惊地看到，年近古稀的梅志在历尽牢狱磨难之后竟无一点衰老迹象。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什么长吁短叹。
她的语调柔和，但说话简捷明了，透出精干、果断与沉静。最美的是眼睛，有脱俗的清澈。这些，与整洁合身的浅色便装，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
随后二十年间，我常常见到梅志，她一直显得干练、沉静与美丽。晚年的她，有意无意之间，用女性的美丽映衬她所经历的纷乱与动荡。
九十年代与梅志合影
终于见到胡风先生
胡风编辑的《七月》杂志
我亲眼见到胡风先生，是在来到北京工作后不久。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我抵达北京，两天后，二月十四日我便去拜望胡风、梅志夫妇。他们当时住在北京有名的“前三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三者简称）大街上的临街楼房里。房间不大，一个两居室公寓。我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拜访了黎丁同志，在他家吃过午饭后，便到了胡风先生家。晓山、梅师母在家。胡先生正好在休息，未能面晤，只好下次再相见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第一次去胡风家后，我当即写信给贾先生告知拜访的相关情况。贾先生在日记里写道：
收到李辉信，他已抵京报到，他去看了黎丁、梅志和大哥处，据说胡公已可以自己写信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
1982年采访胡风
我亲眼见到胡风，是在三月五日的另一次拜访时。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胡先生家。他的精神看上去比较好，头上已经秃顶了，稀散的白发残留在头上，像是作为岁月的见证。眼睛没有神，但还能看看书。八十高龄的人，面部肌肉已松弛了，叠成一道道深深皱纹。真是饱经风霜历经艰辛的老人。
吃过晚饭后回报社。
（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
从那之后，我成了胡风家里的常客，初到北京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看看他们，吃上一顿饭，就像当年在复旦常常走进贾先生家里一样。他们给我这个新来乍到者，带来家庭般的温暖。
这年七月，胡风新分到一套住房，位于木樨地。长安街往西，延伸至复兴门外的木樨地，路南有两幢高楼，这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北京修建的为数不多的高楼。
房间宽敞，格局和设备也相当不错，主要提供给高级知识分子和部级干部，其中不乏一些平反复出的各界人士，如我先后访问过的胡风、丁玲、陈明、姚雪垠、李锐、李之琏、温济泽、曹靖华等。
另外，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罗章龙、王光美、陈永贵等，也入住此处。我曾设想，假如有人能将木樨地这两幢楼的业主，挨门挨户逐一采访，记录他们的自述，将各自命运故事串连、整合，一定会是涵盖百年历史、汇总传奇波折的一套煌煌巨著。
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梅志安排先用车将胡风送到新居的客厅，然后，大家再开始搬运。记忆中，除了几个书架的书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家具，连一辆小卡车也没有装满。
我和晓山坐在卡车上面，梅志坐在驾驶室里，从前三门驶往木樨地。搬至木樨地，胡风梅志再也没有离开这里。三年后，一九八五年胡风逝世；十九年后，二〇〇四年梅志逝世。
1984年年底在京西宾馆作代会会上，与胡风的朋友们合影。曾卓、绿原、冀汸、李辉、牛汉、黎丁
京华访胡风
就在胡风搬家之前，中国文联六月举行了四届二次会议，这是我当记者后第一次采访的重要文化活动。
这次会议，增补了九位文联委员，据大会秘书长冯牧在闭幕式所做的增补说明，胡风排在第四位。前三位依次是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胡风之后，依次是吴伯萧、沈从文、布赫等。
闭幕式于六月二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遇到胡风与艾青，是在闭幕式散会之后。行至大会堂的门厅处，我看见晓风正搀扶着父亲步履蹒跚地走过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诗人艾青。
两位“七月诗派”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跌落在一九五五年，一个折翅于一九五七年，如今，他们重新站在一起，站在他们消失之后修建起来的人民大会堂里。
我请他们二位站在一起，留下了回归者重逢的瞬间。艾青七十二岁，比胡风小八岁，但他也是患病初愈，神态看上去与胡风一样衰老，目光也没有想象中的明亮有神。
从在政治上得到平反，到现在被增补为文联委员，胡风冤案应该说逐步得到澄清，海内外也对此格外关注。我觉得这是个新闻，于是，我写出一篇人物特写，希望在我供职的《北京晚报》发表。
根据采访本上的记载，我在六月二十四日对胡风进行采访：
他用书面写了一段话：“我多年与社会隔绝，又有病，对文艺界情况不了解，所以不能说什么，只希望文艺界能达到会上所说的团结。我希望的是创作繁荣，无论文艺理论也罢，文艺批评也罢，组织工作也罢，团结也罢，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多出好的作品，达到创作繁荣。
……”
在交谈中，我还问到他对被增补为文联委员有何感想，他只说了一句：“没什么想法，算是个台阶。”
问起近况，他说现在身体不行了，想整理一些零碎的小诗，是过去在监狱里写的旧体诗，当时没有纸笔，就记在脑子里了。这些诗主要是关于《红楼梦》的。他是想恢复曹雪芹的本来面目，因为他认为真正的曹雪芹被淹没了。
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我写出了《京华访胡风》这篇特写。没有想到，一篇今天看来十分平常、毫无惊人之语的特写，发表过程却不顺利。
两年来，名义上胡风与友人已得到平反，却仅仅是限于内部文件的传达，并没有在各种媒体上郑重公开，这与一九五五年铺天盖地的全国性讨伐相比，实为天壤之比。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对媒体来说，胡风这个名字仍有所避讳，难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北京晚报》在此之前因组织“新星音乐会”和京剧《四郎探母》的演出，已经受到过各方指责，现在发表一篇胡风特写，主编们感到为难。踌躇再三，决定不发表。
无奈之下，我想到了远在广州的《羊城晚报》，比较而言，南方的报纸当时思想更为开放，也更少禁忌，而且我正好与之有工作联系。
此时，全国有影响的晚报只有三家：《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外地的两家晚报，还没有在北京设立记者站，于是，三家晚报建立合作关系，由我们负责向他们分别提供北京的重要文化、体育消息。
提供消息的困难在于通讯。当时通讯工具非常落后，市内电话很少，占线是常事，长途电话尤其落后，在报社打长途，也必须到电话总机房等候多时，由双方的电话局叫通对方之后，才能与之通话。没有传真机，电话录音也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为外地报纸提供消息，只能到电报大楼通过电报发稿。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忆及当年通讯的艰难，恍若天方夜谭。
一个晚上，我照例骑上摩托车从东单前往西单电报大楼，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篇千字特写。一页电报纸，大约只有四五十个字，我足足抄了半个多小时，用了二十多张电报纸。这是一生中我发出的一封最长的电报：
1982年7月3日，《京华访胡风》发表于《羊城晚报》
在刚结束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上，胡风被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解放初期，他曾经是文联委员。
日前，在“前三门”新居民区的一幢高楼里，我找到了胡风的家。“他呀，一工作起来就不休息，从早干到晚。……你瞧，这两天他就太累了。”胡风的儿子一看到我就这样说他的父亲。可不是？这位快八十岁的老人，此刻显得很疲惫，身子直靠在沙发背上，胳膊无力地平放在扶手上，嘴抿得紧紧的，眼睛里却透出一股执着的神情。
他对我说，他长期与社会隔绝，这几年身体又不好，对文艺界的情况不了解，只希望文艺界真正能达到这次文联会议所要求的团结，使创作繁荣起来。至于他这次增补为委员，他说：“我感到高兴……”他话说的很慢，带着浓厚的湖北口音。他的夫人梅志也快七十了，身材瘦小，精力充沛，显得是个达观、精干的人。她是中国作协会员，现在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在我的请求下，梅志谈了胡风今年恢复健康后的工作情况。
……
1986年1月，参加胡风追悼会的“胡风分子”在地胡风寓所合影留念。他们有的人还是第一次见面，周海婴 摄
辛同仙的第一封信
七月三日，《羊城晚报》发表这篇《京华访胡风》的特写。虽只千字，应该是胡风复出之后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正面报道他的特写。
两个多月后，《羊城晚报》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写信者辛同仙，是一位山东读者，当年他曾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请教写诗，结果受到牵连而磨难多年。现在，他无意间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了我写的这篇小特写，才第一次知道胡风已经平反，可以公开见诸报端了。
全信如下：
李辉同志：
今年七月，读了您写的一篇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访问记《京华访胡风》。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认识了您。
我从此心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胡风同志自由了，我能不能知道他的住址，或他的通信处，写一封信给他，同他说一说我过去的遭遇呢？这样，我就想到应该先通过您，请您告诉我与此有关的事情。
因为我读了您的文章以后，才点燃了我心头的火。其实，这火早已经熄灭了。现在不过是灰烬。
李辉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胡风案件是轰动中外的大案。在肃清胡风集团的肃反运动中，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手段：拘禁，以后是逮捕，坐牢。
在中央十三人小组关于处理肃反中的问题的若干规定文件下达以后，不得已把我释放了，但又留下一条沉重的政治尾巴。
原来弄的“胡风反革命分子”“胡风党羽”的材料，一律归入档案，我的思想包袱是极沉重的。至于碰钉子之多，颠沛流离之苦，更是难以说清的。
原来，我并不认识胡风。我是从读鲁迅先生的书里知道胡风的。在1949年，作为一个兵，我在上海解放以后的第二天进入上海。1950年夏天，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举办“星期文学讲座”，其中有胡风同志主讲的一个专题。我听了他的讲座。
1952年，我学着写诗。我苦于没有老师指导，便写信请求胡风同志为我看自己的诗稿。但我并没有将诗稿寄给胡风同志，此后也没有向他求教。肃反运动开始以后，有关我的“检举”材料，排山倒海地寄来了。
与胡风的接触，与“胡风骨干分子”阿垅的联系，组织胡风小集团，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些具体材料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手段搞出来的。
就这样，残酷地折磨了我23年。现在仍然在以同样的强度折磨我。肃反运动中，主管我的案件的人告诉我，有关胡风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管，他们已经从那里弄清楚了我和胡风通信的情况，也查到了胡风的日记，据说记着这个。
应该说，我的问题该清楚了，但那些假的检举材料，假的证词，就是不肯放弃。
李辉同志，文章作者和读者之间往往有一种不寻常的感情。我读了《京华访胡风》以后，虽然我只知道胡风同志现在干什么，但我也由此想到更多的事，比如，胡风从前写的文章可以结集出版了，那么他的思想就不是疯狂地反马克思主义了。出版单位敢于出版他写的东西，可见对他就不会用全民性的大批判了。
多少年来，无论什么运动，无论在运动中，还是运动之后，批判胡风是不间断的。看来，这种批判以后不一定会再发生了。
我只是一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喜欢读书。由于我文化水平低，也没写出一篇好东西。一直在做工，当兵。从那以后，连学习写的勇气都没有了，又背着沉重的包袱。
李辉同志，请你抽空答复我，胡风同志的通信处。我跟你说的上面的那些话，都是废话；但是却是我想要告诉您的真话。一个读者的赶忙话。祝您健康。
辛同仙
九月二十一日
收到辛同仙先生的信，我前往木樨地胡风先生家，把信送给他们看。梅志告诉一个地址，请他把信寄到一个地方，负责转交。
回到晚报，我当即回复，把相关地址和收信人告诉他。这件事，也算告一段落。
三十年后的第二封信
未曾想到的是，三十年后，我又收到辛同仙写来的第二封信。他之所以写来此信，是他看到我在《收获》杂志开设的“绝响谁听”专栏，《归来》一文中我特意提到一九八二年他写给我的信。
第二封信全文如下：
李辉同志：
我读了您的新作《归来》。李辉同志，我这才知道，原来您在收到《羊城晚报》转给您的信之后，就一直关注着我。
在我的想象里，您给了我回信，已经“传道解惑”，答复了我的询问，我这个人也就从意念中过去了，不想您还一直在想着我的事，想着我这个人，关注着我，李辉同志，我对此十分感激，也感到非常幸福。我把您的关注视作幸福。
《京华访胡风》这一篇朴素的文章，让千千万万的读者看到胡风走进了生活，走进了人民中间。《京华访胡风》，也让我通过这篇文章，看到了您的为人。李辉同志，您是真正的知道胡风和“胡风集团”是冤案的啊！在我看来，在中国，是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您一样来写胡风和“胡风案”的。
老一辈的人，包括那一代的那时候还是青年的作家，他们被吓破了胆，他们压根儿就不敢写；后来的人，因为观念不同又相处久远，就更不会写了。
只有您，李辉同志，您有一颗正直的心，您能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到本质，您对一个问题，有真知灼见。我从您的文章中就看到了。
这里应该补叙一点“近在昨天”的情况。1983年3月30日，就是凭着我读了《京华访胡风》和收到了您的信树立起的信念，我决定进京找您。询问申诉问题。当天上午九点，我到裱褙胡同北京晚报社，传达室的人立刻走到院子里喊：“李辉，李辉！”过了片刻，又喊。没有回应，他说：“他出去了。”3月31日上午，又去了一次，还是见不到您。
我还到北京前门西大街胡风的住处。那里住着一个青年，他说胡风在这里住过，后来搬走了。好像只有一间房。
那时候，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落实政策”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哪里错的，就归哪里落实。您在来信中告诉我，由我写信给中国艺术研究院胡风同志，他往上呈报（上面再批转下来）。我想，这和我直接向原单位申诉是没有区别的。
胡风同志刚出狱，难道又要为我这样一个其实不过是读者的人又经受一次心灵的创痛吗！又想，受苦受罪，甚至要判处死刑都有我，如今要落实政策，也不要指望有什么了不起的处理。何况那些大人物要落实政策都很难。
我决定自己申诉。他们居然受理了。我原来的单位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1961年撤消，后来重新成立。我向他们申诉。这当中，主要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没有抓紧督促，耽误一些时光，直到1985年3月才算落实了。
石家庄高级步兵学院和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共同决定，取消原结论，恢复名誉，改复员为转业，恢复行政级（20级）。原来我是车间工人，作为“落实政策”，安排我厂办中学任教师。纺织厂是一个噪声大、温度高，又充满了飞絮的地方，让我走出车间，很不错了。
1955年“胡风案”发生时，我23岁。1955年5月20日被停职，拘押，9月5日深夜，在千人的大会上，宣布“命令”将我逮捕。1956年2月5日，以“没有交代清楚”，判处我死刑。
在现场陈放的“罪证”竟有几麻袋，只是在向北京军区呈报批准时，遇到了传达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十三人小组 关于处理肃反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才于4月28日把我释放。中央文件传达再晚几天，我就不在人世了。
胡风案发生时，从那些“材料”中得知在解放军队伍中，只有彭柏山、化铁是在“材料”里，“材料”中没有收入我写给胡风的信；入狱后，说我不仅是胡风分子，还是“胡风骨干分子”，理由是，全国六亿人口，哪儿有给胡风写信的！全国六亿人口，哪一个人能得到胡风的亲笔信！说公安部六局有我的材料。
因为不坦白交代，抗拒，才要判死刑。还有，军法处审讯员说，组织上说对你要“给予严惩”，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啊！组织是不能有错误的。这都是那时候具体事实。
释放以后不久，还授给我军衔。但我从一些现象看出，部队是容不下我的。
首先是“合理”的调动：把我调离原单位。不久就处理复员。我是山东海阳（市）人。海阳是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先进地区。那里也经过了“反胡风”运动，对于在运动中络绎不绝进出我家乡的调查证明材料人员，当地人认为：“海阳也出了一个大胡风分子”。因为，尽人皆知胡风是“反革命”的。这样的家乡真让我寸步难行。
此后，我甚至流浪了两三年。回城后，在“文革”中，那时候，我和许多“社会散闲青年”一起从事最简单、最笨重的劳动，他们也不可能料到我曾经有过的“华彩的人生”，算是逃出了比“反胡风”更为惨烈的一劫。
李辉同志，您的新作《归来》里，是把我和绿原、冀汸、牛汉归为一个年龄段的。其实，他们都是我的老一辈，都是我的老师。阿垅、绿原、冀汸、牛汉的诗和书，我都读过；上世纪50年代，我都读过。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冀汸的一首诗里塑造的形象。这两行是——
她挟着她含羞草一样的小姑，
走在碧绿的春天的原野上
……
（32开本，横开本，开明书店出版）
这只是说我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到今年农历七月初一，我是80岁。相比较而言，他们都比我大，但受的苦，受的罪与罚和心灵的创伤，也许还要更深更重。
李辉同志，《归来》的插图（《收获》94页）照片显示，前面是曾卓、绿原，后面是冀汸、李辉，说明“除曾卓外，三位均毕业于复旦大学”。这向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李辉没有把他们看作异类，而是看作兄弟。这是很不容易的。即使20多年之后，也让我激动不已。我想，只有有这种信念的人，才能写出关于胡风和“胡风集团”的文章。
上边那些话，有一些，本来1983年就要告诉您。因为无缘见到您，您的工作又极为忙碌，我顺便写在这里。也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这哪里像一封信！
祝您健康，并致深深的敬意。
辛同仙
4月22日
一九五五年，辛同仙才二十三岁，一个喜欢读鲁迅，喜欢读诗歌的人，却因听过胡风的一次演讲，写信请教如何写诗，从此陷入逆境，甚至差一点被枪毙。幸好，有了转机，他才活了下来。想了又想，他是如何走过漫长岁月，如何挺过苦难……
写第二封信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八十岁了。他还能清晰地写下冀汸的诗句。尽管苦难伴随他，诗歌却与他同行。
三十年，两封信，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存留在他的笔下。